一代師表岑明英

高雪

       一九八五年第一個教師節(jié)那天，魚龍村岑明英的家里來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們從四面八方趕來，為七十五歲高齡的岑明英送上“一代師表”牌匾。在這四個大字的下方，是贈送者密密麻麻的姓名。

       這批特殊的客人都已滿頭銀發(fā)，但他們全是岑明英的學生，有的甚至比岑老的年齡還大。當年交通不便，沒有客車直達魚龍，以時任下五屯中學校長劉漢章等為代表的岑老的學生在那天起了個大早，徒步向魚龍趕去。中午一點左右，相約的人全部到齊，于是大家點燃喜慶的鞭炮，為他們尊敬的老師岑明英送上早已準備好的“一代師表”牌匾。在“一代師表”牌匾的旁邊，還吊著一豎條幅，上書“吾愛吾師”幾個大字。岑老的兒子岑夢賢和女兒岑品賢介紹，“一代師表”是父親上世紀三十年代教的學生贈送的，而“吾愛吾師”則是父親上世紀六十年代教的學生贈送的。岑老究竟是什么人？他都做了些什么事？為什么會如此受人尊敬？這還得從民國時期說起。

       1910年10月21日（陰歷九月十九日），岑明英出生于興義縣下五屯鎮(zhèn)（現興義市萬峰林街道辦）魚龍村一個普通的布依族家庭。岑明英的幼年時期，家里雖然并不十分富裕，但在當時的農村也還算不錯的人家。在父母的勤儉節(jié)約之下，家里每年的吃糧略有節(jié)余。

       1916年3月，剛進六歲的岑明英在魚龍村小學啟蒙。自進校后，因學習非�？炭啵�成績尤其突出而聞名于安平九寨（今則戎鄉(xiāng)安章、平寨、臥嘎、納具，萬峰林街道辦的上納灰、中納灰、下納灰、樂立、魚龍等布依族村寨）。在岑明英9歲那年，家里連續(xù)出現變故，加上社會動蕩不安，家境每況愈下，入不敷出，家里欠了些債務。1922年3月，興義高等小學堂向全縣招考60名學生，岑明英以第一名的好成績被錄取。1926年，他與發(fā)小吳照恩等由于成績優(yōu)異，被興義一中破格免試錄取。那時，在岑明英的心里，已有了“走出大山，出人頭地”的思想，因而學習更加刻苦努力。

       興義一中校史有這樣的記載，貴州省興義一中校友錄第一批名單：劉顯世、王伯群、竇覺蒼、王電輪、何應欽等；第二批名單則是岑明英、吳照恩、王若堅等。他在求學期間，因社會越發(fā)動蕩，學校時辦時停。1930年，岑明英在歷經求學坎坷后，又以第一名的好成績考上了貴州省公立優(yōu)級師范學校十八期數理化組，成了王電輪的師弟。在校期間，通過戴厚基老師與縣教育局局長黃濟舟先生的介紹，曾任黔軍第一混成旅旅長、時任省建設廳廳長的竇居仁（號以莊，興義烏沙人）先生召見了岑明英。當得知岑明英學習非�？炭啵�成績十分優(yōu)良，而家庭又異常貧困時，竇居仁當即表示，愿收岑明英為自己的文書，其實竇先生是想以這種方式資助他完成學業(yè)。

       于是，還是學生的岑明英就有了第一份工作。此后，他便邊學習邊給竇居仁做事。他非常珍惜這份工作，無論是竇旅長交辦什么事，他總是盡最大努力，一絲不茍地將工作做到極致。竇居仁也非常器重他，常常會把非常重要的工作交給他辦理。

       1932年，岑明英順利完成了學業(yè)。畢業(yè)后，經竇居仁介紹，他到貴陽市達德學校任教，并且很快便進入角色，教學取得了顯著成效，成了該校年輕教師中的佼佼者。次年，竇居仁先生向興義教育行政主管領導推薦岑明英，擬讓其任興義縣立第二小學校長，但岑明英已答應達德學校續(xù)聘，就沒有立即回到興義。

       可接下來的事誰也沒料到，省城貴陽軍閥混戰(zhàn)，學校教學難以為繼。于是，他回到了家鄉(xiāng)，進入興義縣立二小擔任校長一職。那一年，在他的努力下，興義二小的面貌煥然一新，教育教學全面改進，學生得到全面發(fā)展。同時，校舍的整理，體育的倡導，圖書館的建設等工作全面推進，深得社會和學生家長的認可和好評。

       由于出色的教學成績，以及學校的新氣象，1934年2月，岑明英受到教育主管領導的肯定，調到興義中學擔任訓青主任。履新后，他對興義中學的學風和品德教育頗下了一番功夫，對學生的教育，一改陳腐的方式，不僅僅停留在書本知識上。在授課間歇，他對當時的國內國際形勢進行分析，向學生灌輸愛國主義思想，鼓勵學生閱讀進步書刊。同時，他自己也由原來僅閱讀《大公報》等少量報刊，增加了閱讀量和閱讀種類，閱讀面涉及到《大眾生活》《新生活周刊》《萍蹤寄語》等。自己閱讀后，又將閱讀的心得體會與學生交流。當時，因受新思想熏陶，學校氣氛活躍，師生關系融洽，愛國熱情高漲。他在學校倡導的“讀書報國論”，也深得年輕教師與學生的擁護。

       然而，這樣的景象沒有維持多久就遭到破壞。因為，新思想進入校園，加上岑明英積極進取的精神，極大地影響了年輕教師與廣大學生，大家都有強烈的推行新風尚的思想，這導致縣黨部對岑明英極為不滿。時任縣政府第三科科長的趙伯�。ㄏ喈斢诂F在的教育局長，與岑明英系師生關系），曾提醒過岑明英要小心行事，謹防“別動隊”整治他。

       1936年底，已在興義任教四年的岑明英，本想好好在家鄉(xiāng)發(fā)展一番教育事業(yè)，可由于在教學上受到諸多阻礙，以至寸步難行，只得無奈地離開興義，再次到省城貴陽，以期在教育事業(yè)上有所發(fā)展�？墒�，那時的貴陽已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因日本加劇了對華侵略，東北、華北相繼被日本占領，大片國土淪喪，大量難民涌入貴陽。省城人滿為患，失業(yè)人數與日俱增，外省人也蜂擁而來，多年在外的本鄉(xiāng)人也紛紛回到貴陽躲避戰(zhàn)亂。岑明英想在貴陽發(fā)展卻舉步維艱，只得暫住在發(fā)小吳照恩處。那段時間，他苦悶無比，空有一身“武藝”卻報國無門。

       1937年4月，岑明英通過時任大夏大學總務長兼教授的竇覺蒼先生介紹，到大定中學（今畢節(jié)地區(qū)大方縣中學）任教。是年8月，中國國民政府正式對日宣戰(zhàn)，拉開了抗日戰(zhàn)爭序幕。在炮火連天的歲月里，岑明英認識了自己一身中最重要的人，即后來做了他妻子的畢節(jié)大方人劉秀芬。1939年4月8日，頂著敵機的襲擊，伴著防空警報的嗡鳴，由竇居仁先生主持儀式，岑明英與秀外慧中的姑娘劉秀芬在貴陽樂群小學舉行婚禮。當年11月，又是竇覺蒼先生介紹，岑明英先生如愿以償，再次回到家鄉(xiāng)從事教育或與教育有關的工作。不久，他就任興義縣政府第三科科長，正式主管教育工作�；氐郊亦l(xiāng)的岑明英精神煥發(fā)，一心想在家鄉(xiāng)發(fā)展好教育事業(yè)。雖然，他在興義的工作五倍于大定等地的工作量，但他兢兢業(yè)業(yè)，常常夜以繼日，但仍然感覺時間不夠。1939年12月至1940年8月這段時間，岑明英在抓好教育工作的同時，協(xié)助竇居仁先生，先后修建了江底至興義，安龍至冊亨八渡，冊亨者樓至板王等公路，總里程100余公里。

       1941年2月中旬，岑明英與戴厚基相約，共赴昆明軍政部工作，后任該軍政部第八軍軍需處處長一職。在抗日戰(zhàn)爭到了白熱化的關鍵時期，一直持“讀書報國論”的岑明英在未能從事教育工作的情況下，只好通過各種方式支持教育事業(yè)，或是資助年輕人讀書，尤其是資助貧困的年輕學子讀書。據相關文史資料記載，岑老捐資教育最主要的有兩筆，一筆是他通過自己工作的關系，聯(lián)系商號勸募350萬元支持從上海遷到貴陽白手起家的大夏大學填補資金缺口；另一筆是大夏大學遷回上海后，留在貴陽的大夏大學附屬中學也因資金緊缺面臨停課危險，又是岑明英伸出援手，通過自己的私人關系，到處聯(lián)系企業(yè)老板，勸募得到400萬元，終于使大夏附中在最困難的時候挺了過來，沒有因為資金緊缺而停課。受他資助的貧困學子就太多了，近的如“安平九寨”中的安章、納具、平寨、樂立、納灰等家鄉(xiāng)弟子，遠的則包括云南昆明、昭通、保山、紅河等地，數不勝數。

       在岑老的日記中，有這樣的記錄，他資助教育，是希望通過教育興邦，讓中國后繼有人，抗擊列強侵略。他認為，一個國家未來是否強大，最能體現和最有保障的就是教育。至今，曾得到過岑老資助的人常常會不遠千里趕到魚龍村，找到岑老的兒子岑夢賢、岑思賢，女兒岑品賢等，聊起當年岑老扶危濟困的往事，對岑老十分感念。盡管岑老已經作古多年，但他們依然要到岑老墓前上一柱香、獻一束花、鞠幾個躬，以表達他們對恩師的感激之情。

       解放后，岑老因曾做過國民黨的“官”，“四清運動”和“文革”時期，曾被打成“黑五類”關進監(jiān)牢。后來，因沒查出岑老具體犯過什么“罪”而被提前特赦。于是，他回到魚龍村老家，真正過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歇的隱居生活。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家鄉(xiāng)教育的落后，仍然是岑老的一塊心病。如何抓好孩子們的教育？他無時不在考慮這一難題。在沒有任何辦法可實施的情況下，他就常常義務為村里的孩子傳授知識。沒有課本，他就自己親自用毛筆在草紙上寫教材，家里那一摞摞發(fā)黃的日記與講義見證了當年岑老對教育的執(zhí)著。

      “我永遠不會忘記岑老師，特別是他一絲不茍、一心為了學生健康成長和多獲取知識的那種精神……”現在已八十多歲的吳尚參、趙顯覺等老人在回憶老師岑明英時深情地說。他們介紹，岑老當年批改作業(yè)非常認真，批改數學作業(yè)時不是簡單地用紅筆勾勾劃劃，而是工整地列出每一步的運算方法和具體步驟。有學生進步了，他就高興地在作業(yè)本上寫幾句評語鼓勵學生。假如是批改作文，那就更嚴格和認真了，每一句話，甚至每一個標點符號都會一一訂正，一篇作文改下來，往往是圈圈點點，通篇都是“錦繡”之圖。同時，他還會在每一自然段寫上評語或寫作建議。曾有一段時間，岑老得到許可，又到興義民中重拾舊業(yè)，當起“黑五類”子女的老師，因為他自己曾被劃為“老黑”。無論對象是誰，他教起書來都會全身心的投入。

       1980年，興義全縣上下因師資力量嚴重不足，教育主管部門決定招一批有文化的年輕人進入教師隊伍。鎮(zhèn)里起用了一批包括岑明英女兒岑品賢在內的年輕人，預計充實到魚龍村小學任教。已年屆七旬的岑老，擔心由于特殊歷史原因，這批年輕人未能在學習的黃金年齡段好好學習文化知識，當了教師會誤人子弟，就義務召集包括女兒在內的這批年輕人集中培訓。岑老親自授課，從他自學的漢語拼音基礎抓起，逐步深入。村小正式上課后，他還常常進入校園去聽課，若有什么地方不對，就立即將其糾正過來。同時，還定期不定期地對這批年輕人上的課進行講評，使尚未入門的年輕教師很快進入了角色，并在他的關心和教育下逐步提高了教學水平，取得顯著成績，魚龍村小學也由此聞名于全縣各鄉(xiāng)同級學校。

      “三尺講臺幾度春秋染芳華，一支粉筆多少英才遍天下。”岑老一生所做的事很多很多，比如為黔西南州與興義市政協(xié)編寫文史資料，整理和記錄興義民國時期劉、王、何、竇等幾大家族的風云人物資料，幫助一些革命人士澄清歷史事實等。然而，對于教育的執(zhí)著，用這副對聯(lián)概括岑老一生卻是恰如其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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